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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全球金融危机十年反思与启示
发表时间 :2018/02/14 00:17:46     阅读 :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已有十年。面对自由放任思想指导下轻触式、碎片化监管带来的恶果,中央银行在危机应对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观点认为,所有单个机构的安全经营就等于整体金融安全,价格稳定就能够自动实现经济金融稳定。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彻底抛弃了这样的看法。

现在的普遍共识是,中央银行应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在应对系统性风险和金融监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危机后各国也普遍转向了超级央行模式。探究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总结各国危机应对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打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攻坚战,更好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

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尽管有着各种条件和背景,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制根源。一方面,放松监管背景下的“监管竞次”,使得碎片化的分业监管极不适应综合经营的大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 1989)成为各国的主流思潮。受其影响,所谓“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一度甚嚣尘上,迅猛发展的金融创新模糊了传统金融行业的界线,从而引发了不同国家不同金融行业的“监管竞次”和“监管俘获”。各国监管体制越来越部门化、碎片化,监管机构为了取悦本部门利益集团、吸引潜在监管对象或扩展监管范围,竞相降低监管标准,分业监管已不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

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单一工具、单一目标”框架下,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忽视资产泡沫和系统性风险。传统观点认为只要物价稳定就能够自动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中央银行仅需关注通胀目标并采用利率调控,不应关注资产泡沫而仅须在泡沫破灭后进行清理(Greenspan, 2002),将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一度成为各国潮流。

由此,在危机前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以整体金融稳定视角采用宏观审慎政策,真正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央银行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监管信息,无法在事前有效进行介入,也无法在事后及时开展救助。系统重要性机构核心资本充足度普遍不足,跨市场、相互交叉、结构复杂的金融产品形成巨大监管真空,信贷和杠杆率迅速上升,影子银行体系发展迅猛,最终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逐渐演变为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

二、全球金融危机应对的反思

本轮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程度不及“大萧条”,主要原因就是充分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和“二战”后各国危机管理的经验,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一)金融危机冲击下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救助是维护市场信心和金融稳定的“定海神针”。

当经济受到系统性危机冲击并陷入衰退时,金融机构会出现挤兑,金融市场流动性迅速枯竭,金融体系功能受到严重损害,存在着危机应对的黄金二十四小时,越果断及时的救助,政策效果也越好(Carlson, et al., 2015)。

一是从决策过程来看,中央银行危机救助决策更加顺畅。虽然各国政府突破了传统不干预的政策束缚,及时对问题机构担保或国有化,用政府信用替代市场信用有力支撑了市场信心,但由于各国决策体制机制和程序上的障碍,国有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决策过程相对缓慢,应对危机反应比较滞后。例如,2008年9月28日美国国会否决了布什政府的7千亿美元救市法案,金融市场迅速恶化。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拥有传统流动性工具并能够灵活进行政策创新,决策过程更加顺畅,在危机救助中有着天然的优势(Fischer, 2016)。

二是从政策手段来看,中央银行救助工具更加灵活多样。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美联储在充分通过传统贴现窗口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外,创新了大量政策工具向不同市场参与者提高流动性支持,果断协调市场或直接参与救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成功消除了市场恐慌情绪(Domanski, et al., 2014)。除了联储体系成员外,美联储还创新各种工具对非联储体系成员和政府支持机构开展救助。甚至,在危机恶化时期,美联储一度大量收购企业商业票据用以促进市场流动性并缓解紧缩的信贷形势。

三是从救助规模来看,中央银行空间更大。由于预算上限约束,财政政策空间非常有限。危机后美、英和欧盟累计使用了超过1万亿美元公共资金救助金融体系,这与美联储危机救助和首轮量化宽松政策期间共购买1.73万亿美元资产相差甚远。

(二)由中央银行牵头按照市场化原则分类处置问题金融机构,对及时有效化解金融风险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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